应对中国社会 诚信危机的法治途径

2014年第03期    作者:李新立     阅读 8,354 次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深陷诚信危机，根源在于诚信成本高，不诚信成本低；必须主要通过法治建设降低诚信成本，提高不诚信的成本；法律规则的制定应坚持“便民”而非“防伪”的思想，对“造假”的罚则应有威慑力；执法机关执法的一大弊病是选择性执法，必须改变对执法人员的考核制度，考核主要应看有没有严格执法，而不是看有没有轰轰烈烈的政绩，或者有没有上街学雷锋。

　　信任的力量有多大，一个现实的例子是，国际上的一些民间评级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做出评级，评级结果一公布，往往会引起被评级国家的股市、货币震荡，而该国政府也不得不出面回应。民间评级机构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然是因为市场相信这一评级结果。而为什么市场会相信？因为其意见是科学、独立和真实的。这就是信任的力量.

　　纵观当今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已经极为严重，考试泄题、枪手替考、事故瞒报、学历造假、鉴定造假、论文剽窃、统计造假、证据造假、身份造假、说假话、做假账、毒食品、假离婚、假新闻、假诉讼、假品牌等等，不胜枚举。不夸张地说，各阶层、各行业都普遍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社会已经深陷诚信危机。

　　

　　一、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

　　然则诚信危机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根源在于诚信成本高，不诚信成本低。换言之，诚信做事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的钱，最后可能事情还办不成；相反，如果投机取巧、欺骗隐瞒则可以少花钱或者少花时间，事情还往往能办成。

　　比如企业做假账。做假账的好处很多，可以少缴税，可以忽悠投资者。如果据实做账，可能会导致多缴税或者不能引来投资者。因此实践中，很多企业做假账，反正不容易被查出来，即便查出来处罚也很轻或者搞定关系就不受处罚。

　　再如车辆出险受损，本可以向保险公司理赔，如驾驶员没有及时报警而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则事后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有两种：一是实事求是，由于没有报案，只好自己承担损失；二是制造事故，报警让警察来开具证明，从而进行保险理赔。实践中，很多人会选择后者，且作为理赔经验分享。

　　再如诉讼。诉讼中很多当事人不讲诚信，做伪证，歪曲事实，在此情况下如果另一方当事人讲诚信，则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做伪证的一方即便后来被查出，也只是伪证不被采信而已，并无进一步的惩罚措施。所以实践中，诉讼中说假话、伪造证据的行为很常见。

　　

       二、走出诚信危机的途径

      如何走出诚信危机？笔者以为在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必须主要通过法治建设降低诚信成本，提高不诚信的成本，为此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进行努力。

       （一）立法规定不诚信必受惩罚

　　应当对各公共领域、商业领域不诚信的行为立法予以严惩，切实改变目前处罚太轻的状况。法律设定的处罚应能做到：

　　1、无论不诚信行为是否造成不良后果都应予以惩罚

　　整治不诚信应当防微杜渐，否则不诚信会变本加厉，直至酿成严重社会后果。所以，凡是不诚信的行为都应予以处罚，比如，未造成不良后果的予以警告，造成一定后果的罚款、通报批评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后果严重的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2、处罚对不诚信者必须有威慑力

　　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威慑力的处罚不能制止违法行为。比如货车超载，即便加上罚款，也比正常装运赚得多，那为何不超载？比如违法排污，即便算上罚款，也比投资搞污水处理要划算得多，那么为何不排污？《公司法》第202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做假账的收益何其多，区区不足50万元的罚款，哪里有威慑力？

　　因此，处罚的力度应使违法者认识到不诚信要付出双倍甚至更高的代价，罚得心惊胆战，认识到只有诚信做事成本才是最低的，那才有威慑力，软绵绵的处罚无异于姑息纵容不诚信。

　　3、贯彻鼓励诚信的原则

　　由于不诚信的行为横行，立法者（包括规则制定者）为”防伪”制定了复杂的法律及规则，要求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通过一步又一步的审核。这走向了另一极端，使得遵循规则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导致诚信者反而要诉诸不诚信的行为来遵循规则。殊不知对于不诚信者而言，再复杂的条件及程序也是形同虚设，因此“防伪”的立法不仅没有防止不诚信的行为，反而增加了诚信者的成本。比如今年年初，上海的工商局也采取了其他地方工商局的做法，要求律师凭法院的立案通知或调查令才能查询企业年检登记材料、财务报表，而在此之前律师凭介绍信就可查询，这给律师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不便。工商局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企业商业信息，据说是因为此前发生了严重的信息泄露。这一行为就是因制止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制定严苛的制度，使全体人办事不便，即“一人得病，全家吃药”，是以“防伪”而非“便民”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社会整体运行效率降低，大家更难做事。

　　法律规则的制定只有坚持“便民”而非“防伪”的思想，简化办事程序，让事情易办而非难办。善良民众既然通过正常途径好办事，谁愿意走旁门左道欺瞒骗呢。

       （二）严格执法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等于形同虚设”。树立法律权威的不二途径是有法必依，执法机关应当依法办事，包括惩治不诚信的行为，不应进行选择性执法。

　　当前行政机关执法最大的问题是选择性执法，即执法行为有选择性，选择领导关心的、有利可图的、容易搞定的、媒体曝光的或者关乎自身利益的事情执法，否则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在老百姓看来，执法机关要么是不作为，比如对有毒有害食品视而不见，违章建筑不管，要么是乱作为，比如暴力动迁、乱罚款。

　　在这一执法导向下，没有背景的老百姓通过正常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托关系找领导、行贿执法人员、做钉子户大闹特闹、向媒体曝光网络发帖。总之，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老百姓也只能走法律以外的途径，整个社会就感觉乱象环生。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改变对执法人员的考核制度，考核主要应看有没有严格执法，而不是看有没有轰轰烈烈的政绩，或者有没有上街学雷锋。严格执法的，予以奖励；不执法办事的，予以严惩。而是否严格执法主要应看执法对象的意见、媒体的调查、监督部门的意见，而非上级领导的主观判断。如此一来，执法人员的执法才能回归本位，法律的威信才能树立。

       （三）诚信司法

　　谈诚信司法必然离不开司法腐败问题，但因为司法腐败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本文暂且不谈，这里要谈的是在现行体制下可以改进的方面。

　　1、依法追究伪证行为

       《民事诉讼法》虽有追究伪证行为的规定，但实践中鲜被执行。客观上造成了当事人做伪证案子胜诉几率更大，一旦被发现造假其后果是法院不予采信，不须额外承担责任。近些年来许多地方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虚假诉讼”案件，比如山东一无业人员因虚假诉讼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诉讼被作为转移财产的工具，这对于司法真是莫大的嘲讽。

　　做伪证而不被惩处，甚至还可能获益，则当事人何须诚信诉讼。此正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在司法中的又一体现。

　　应对之策必然是，伪证行为必须惩罚，轻者予以公开训诫并载入判决书，重者罚款或者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一方面，法院不应宽宏大量。

　　2、法院工作人员应以身作则诚信做事

　　法院工作人员的诚信直接影响司法的诚信。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作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不应对社会的不诚信行为随波逐流，而应首先做到诚信，遵循高于普通民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法院工作人员对当事人或律师说假话、忽悠当事人的情形并不少见，还有法院为了考评也会造假，法院为了提高案件审结率年底违反诉讼法的规定不受理新案件，为了提高执行结案率，明明案件没有执结却让当事人书面同意执行终结。这些行为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法官也没诚信。如果法官没诚信，怎么能指望诉讼的参与人求真务实？

　　为此，必须从法官选任、考核改革着手改变这一状况。简言之，法官必须是品德模范，工作考核上不应对法官这个特殊群体采取类似于公司员工的考核，而应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度。但应该重视监督，重视来自诉讼参与人的投诉和媒体的报道，对于经证实行为不诚信的法官应当予以惩罚，维护这个群体的公正司法者的形象。

       总而言之，除了道德教化，必须将重塑诚信的理念贯彻到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持之以恒，诚信的价值观才能重新树立，社会才能逐渐走出诚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