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问、盘问、覆问

从证人口中攫取的证据

2014年第05期    作者:萧淑瑜    阅读 6,905 次

         笔者在去年夏天，曾有幸访问上海律师会，与上海青年律师见面交流。其中一位上海同行提出，作为香港新晋大律师，如何看待法庭工作和辩论工作的不同。当时笔者回答道，诉讼工作和辩论的最大分别，在于审讯期间需要和不同的人沟通交流，不单要说服法官，更要和来自不同背景、职业、年龄、阶层的证人们有良好交流，以取得对己方有利，或能削弱对方主张的证供。

       在香港法庭，无论刑事或民事案件，证人都需要出庭作证，其供词才能为法庭所接纳。证人需要受到盘问的测试，在盘问之下，到底其证供是仍然坚定稳固、不受动摇，还是会出现自相矛盾之处、无法自圆其说？ 

       每一位证人作证前，均需于庭上宣誓其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及为事实之全部，之后方能开始作证。而每位证人作证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主问

       证人一方的律师(如属刑事案件中的控方证人，则由检控官发问) 发问，以协助证人说出其证供，在此部分律师不得以引导方法、或是非题等方式诱导证人作答；民事诉讼中，因双方早已交换过书面证人供词，而法官亦有机会参阅，故大部分主问时间证人均会采纳其书面供词，在法官批准下以简短口头补充书面供词的不足或更新。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官不能事先阅读控方证人供词，证人需要从头到尾，把事件以口述方式说明一遍。 

       在主问这方面，于刑事案件遇上的困难比较多。刑事案中的控方证人大致上可分为市民证人及执法者证人(如警察、入境处职员、海关关员及廉政公署人员等)。执法者证人均受过法律训练，一般来说比较熟悉法律程序，故此若作为检控官，在主问时不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市民证人则不然。市民证人可能是案件受害者或目击者，大部分均是初次到法庭，不了解法律要求及程序，检控官需要花更多时间，协助证人说出案情。而且市民证人的年龄、背景、教育程度各有不同，牵涉的案件种类五花八门，要成功带出案情，律师不能只有法律知识，更要对各行各业，社会上的变化都有一定的掌握，才能做到和证人有良好的交流。例如不同背景证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俗语、甚至是粗言秽语，作为律师，都必须要有一定理解及掌握，方能顺利由证人口中，带出己方案情，及协助法庭理解事发经过。

       有时候，主要是在有陪审团的案件中，于证人说出案情前，检控官会先作开案陈词，阐释案情及将会传召的证人及其角色，但检控官所述只是「法律陈词」(submissions)，而非「证据」(evidence)，法庭只能够接纳由证人口中说出的事实，作为裁断的基础。

        在主问带出一方案情后，另一方的律师就可对证人的证词提出盘问。

二、盘问

       对方的律师对证人的口供提出质询，如证人说谎、作供不尽不实、供词不合常理、前后矛盾，盘问都能暴露这些证据上的缺陷。  

       盘问时，对方律师可巨细无遗地检视、测试证人供词。透过不同的问题，以测试证人所述是否属实。若在盘问时能揭示证人证供的不足或缺陷，例如其证供前后矛盾(inconsistency)、其供词有内在不可能性(inherent improbability) 及可能是近期捏造(recent fabrication)等，其证人可信性及可靠性将大大降低，而法庭亦难以接纳其供词。

       盘问期间，律师多以是非题发问，目的是限制证人回答的内容，以及预测证人将会作出的答案。证人的答案被限制在“是”及“否”之间，但是否二字未必能准确交待事实全部，那么，证人就要待覆问之时，由己方律师“出手相助”。

三、覆问

       覆问是证人作供的最后部分，由己方律师(如属刑事案件的控方证人，则跟主问一样，由检控官发问) 作出提问，以澄清证人在盘问当中的答案。但覆问并非再一次主问，覆问期间不得提出新的案情或事实，只能澄清一些在盘问期间混淆了的情节；而且覆问和主问一样，律师不能以引导方式发问，只能以开放式问题(open-ended questions) 协助证人澄清事实。 

       除了双方律师，法官也有权提出问题，以澄清一些证人表达不清楚的地方，或一些法官认为重要的议题。不过，尤其是在刑事案件的审讯，一般皆不鼓励法官作出过多提问，因此举有着法官“进入竞技场”(step into the arena)之嫌，难免造成一方觉得不公，严重的情况，更可成为一个上诉理由，推翻裁决。

       当然，在取证原则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一项较大的不同，就是对待“传闻证供”(hearsay evidence)的方法。 

       刑事案件中，可以说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最常见的是被告人对执法人员作出之招认)，一般均不接纳传闻证供。亦即是说证人不能以“道听途说”的数据作供，其证词必须来自其所见所知。

       反之，在民事案件中，证人可引述他人的说话，及引用其撰写者没有出庭作供的文件，作为自己证供一部分。 

       有些人认为，证人上庭作供费时失事，遇上复杂案件，如较大规模的公司股东纠纷、架构繁复的商业犯罪、证人众多的孩子抚养权争夺、甚至家人亲属之间的遗产执行，证人作供可能数以天计，甚至出现以月计的时间，致令审讯日子不停延长，良久未能得到裁决。为何不可以书面的证词代替呢，那不是简单有效得多吗？证人在签署书面证词时亦需宣誓以证并无虚言，那何故要多此一举令其于庭上宣誓，把书面证词再说一遍呢？ 

       因为，书面证词由律师草拟，律师把当事人的指示整理，去芜存菁，往往能完美地篏入法律要求当中。但事实并不尽然反映在书面供词上，一些背景资料，一些被去掉的细节，皆有可能由证人口中说出。这些关键性乃至决定性的事实，也许连当事人律师也并未为意，但却能在盘问之际带出。 

       然而，盘问的方向亦并非绝无限制，任由律师天马行空，所问问题必须与案情或案中须裁定的要点有关。除此之外，法庭亦对特定某些证人有着不同的保护措施。例如在性罪行中的受害人，辩方除非有理由说明和被告人有关，否则盘问不得揭露受害人性方面的过去历史，一方面不得让辩方以受害人之经历作为诋毁其可信性的证供，另一方面保护受害人的身份及私隐，从而鼓励受害人挺身而出指证侵犯者。

       又例如，假若在刑事审讯中，控方证人有刑事纪录，例如不诚实的罪行，或和案件相关的罪行(如控方证人指证被告人不小心驾驶，但控方证人本身有多次交通相关的定罪或罚款纪录)，辩方可以决定是否于盘问时，在庭上把证人的刑事纪录揭露，以加强其辩护理由，又或削弱控方证人的可信性可靠性，使法庭不接纳其证供。值得一提的是，刑事案件中在定罪之前，为了避免先入为主，让被告人得到一个公平的审讯，法官都不会得悉被告人的刑事定罪纪录。但如若辩方攻击控方证人的品格，亦即以揭露刑事纪录来削弱其可信性，则控方亦可以于盘问时揭露被告人的刑事纪录。 

       另外，证人于庭上作供，而不是单单以书面供词作证据，可让法官/陪审团观察其言行举止、作供神态、对问题有否回避、有没有顾左右而言他等等，这些都是书面供词看不到的。一个证人如作供内容真实，理应能直接诚实回答对方问题，在盘问下亦不受动摇；但假若其供词内容避重就轻，捏造事实，则于被盘问时理应无法圆谎，出现前后矛盾，又或回避问题等情况。 

       证人出庭作证，的确增加了法庭行政工作，延长了案件的审讯时间，假如证人身在外地，那要求证人来港作证就更加困难了。但随着国际间关系密切、不论是经贸、家庭或刑事案件都有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因素，法庭在这方面已有不少配合措施。除了亲身到境外取证，高科技如视像通话作供等对法庭取证的帮助亦变得不可或缺。可预见在国际间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对这些取证方法的需求只会有增无减。

       纵使会使审讯时间延长、法庭行政工作加重，但证人出庭作供(live witness) 对法庭了解案情事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与讼各方都能有机会阐述己方案情、测试对方证供，获得一个公平的审讯及裁决，耗费了司法时间及资源亦实属无可避免。为了取得平衡，现时法庭已有不少实务指示及其他措施，可有效地节省证人作供时间，但这则是另一题目，在此不作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