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首批律师，我们边做边学 周荣华律师访谈摘要

2017年第12期    作者:采 访 人：李海歌 刘小禾    阅读 8,413 次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2日

受 访 人：周荣华

采访人：本届律协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就是把上海律师恢复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个别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前几天还把历届会长请到律师协会，共话当年，畅谈现在，展望未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老一所的周荣华老师，以其亲身经历，为我们回忆和分享关于上世纪50年代及80年代律师工作发展的历史。

周荣华：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从格致中学高中毕业，数理化方面成绩都很好，特别是语文更好，学习成绩、品行都获好评。适逢那时市政府要求充实一批年轻的干部，老师动员后，我去参加了培训，一个月后就分配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相当于现在的高级法院。可是我回去与父母一说，他们急死了，他们原来是希望我去读大学的，认为怎么可以到这个单位去工作呢。后来还是学校老师做了工作，解释道，正因为我家家庭历史清楚，自己平时功课也好，才能够分到法院里去，爸妈这才勉强同意了。

1951年9月，刚进法院不久，单位发的一张工作人员名单，我珍藏至今，名单上我是学习组长。那时我们也参加办案，名称是临时工作组，实质上是民庭的一个部门，相等于高院民庭。主要是清理旧案，各区法院案子很多，上级派我到新城区帮助清理旧案。1953年开始，我先被确定为助审员，按照法院组织法规定，助审员可以办案，但不能在判决书上独立署名，而作为代理审判员则可以单独判案子。后来我担任了代理审判员，不久，“代理”两个字也去掉了，所以判决书上就署名审判员。我人小权力大，办理了不少案件。领导还让我把新城区的案子再复一遍，特别要“两头把牢”，就是一头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关要把牢，另一头准备释放的关要把牢，我对这两头的案子都要做出独立的专题报告，院长据此签署最后意见。特别要防止出错，一头莫可杀错，一头莫可放错。

这样的工作做了近两年，1956年，开始组建律师组织了，从各法院调审判员到律师组织，就把我调去了。律师在我们国家来讲算是新生事物，是新中国从未听说过的全新的东西，开始我有些犹豫，不想去，最终还是服从分配，被安排在淮海路上的第三法律顾问处。三处当时有近40个人，有正式律师与实习律师两种。就这样，我改行当上了律师。

怎样做律师呢？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们边做边学。三处底楼是接待室，二楼是律师办公。老百姓来咨询，一大早就在门口等着。律师轮流值班，接待当事人像医生看门诊似的，但解答、代书都是免费的。来咨询的大都是民事案子，还有就是刑事案子要求复查，工作量特别大，我们民事、刑事案件都做，白天来不及做就连着晚上加班做，虽然业务收费很低，工作非常忙，但我们干劲十足。

到1958年年底法律顾问处撤销之前，公安局派人来我们三所，查我们在办案子的过程中是否违反政策，查我们以前在法院时办理的案件有关的人和事，最后也没查出什么名堂，第三法律顾问处的所有的律师，一点问题都没有查出来。至于法律顾问处解散后是否回到老单位，我明白我们那个时候的处境，已经被人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被认为是为坏人做辩护的，因此我不愿回到法院。后来我就调到上海电器厂工作了，工厂福利条件不错，我非常满足。我爱人方老师也从第六法律顾问处下放到金桥，在幼儿园当老师。

我在工厂工作期间，自己买了许多有关机械、电器的书，刻苦研究电器开关触点等课题，还在上海科技报上发表有关自动化的文章。我作为老师，经常给电器厂及公司其他工厂人员上技术课。

文革结束后，刚听说有要求法律人才归队时，我是疑虑重重，想想在厂里蛮好的，如果回去，再被怀疑被打倒就麻烦了。直到1985年5月，才打消顾虑，谢绝工厂的挽留，正式回归律师队伍，到永嘉路33号第一律师事务所上班。曾经有过审判员证书的我，又取得了一张律师证。

刚到一所，因离开法律岗位已经很多年了，主任傅玄杰让我先熟悉一段时间，旁听别人开庭，不要急于办案。我看了几天案件材料，就约谈主任，表示：我过去是办大案子的，现在回来了还是要办大案子。主任哈哈大笑后说，现在所里就是有人办小案，无人办大案，你来得正好。他当场就把办公桌上的一大叠材料移交给我。我把案卷带回去，反复阅看。我有个习惯是按年月顺序作档案摘记，即使材料再混乱，经过仔细排查，看出流程，整理思路，就能找到案件的关键点了。我自己定位给主任当助手，傅玄杰也非常虚心，我们经常一起进行业务研究，讨论修改办案文书。当时“三•二四”等几个影响较大的案件，我都参与研究，提出方案。我取得专利代理人的证书后，和程铁牛律师等在专利组工作过，一所当时还同时有块专利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1985年8月，我代理了同济大学一件轰动全国的所谓“倒卖汽车”的案件，《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作了报道，我在法院开庭时，说明了学校的难处，阐述自己的观点，用了“釜底抽薪”的方法，请求法院中止审理，将这个案子移交检察院并案处理，法院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还办理过一个影响较大的涉外案件：贵州有对工程师夫妇带着孩子赴京看病，正逢“六一”节，就带着孩子去某游乐园玩，在乘坐日本制造的“疯狂的老鼠”游艺车时，突发机械故障，孩子被甩出致重伤，到医院动了大手术。我是这家日本游乐机公司在上海事务所的法律顾问。我们接到索赔律师函后，我主张应当赔偿，因为日本民法也有在事故发生地进行赔偿的规定，这次事故发生地在中国，就应当根据中国的法律进行赔偿。同时建议争取案外协议解决，如果处理不好，对方登报或起诉了，人们会认为该公司所有设备都有质量问题，影响就大了。而日企本部方面的律师则主张不赔偿。于是，我与日本律师一起去北京的游乐场现场考察，我自己尝试了这个游乐项目，觉得很危险。我提出，应按照日方国际质量问题索赔的四项内容（设计缺陷、加工缺陷、材质缺陷、资质缺陷），查一下是否有这些方面的缺陷。结果发现，他们游乐项目的说明书上面有安全带注意事项，但设备上却没有配备安全带。据此，我写了书面意见给日方在沪首席代表，请他们带回日本总部。时隔一周，日方即回复，同意按照我提出的方案办，出具了书面的同意书。

我一直工作到2015年上半年为止。每每半夜醒来，几十年前的事情如电影画面闪过眼前。我们这一代律师，一生都贡献给了律师事业，没有一个人发财的，但是无怨无悔。最近，我初略统计了一下，一所归队以后的老律师60%都过世了，50年代我们三处还有5位老律师在世。律协对老律师非常关心，给我们一些活动费，而我们使用很节俭，用有限的费用一年组织几次老律师聚餐，吃顿便饭，联络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采访人：周老师的形象依旧很高大、儒雅，每次见到周老师，不管大小活动，总是西装革履，加之娴熟的业务能力，一个可信赖律师的职业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老师做一行爱一行，都做出了成绩，归队到律师队伍后，又在企业法律顾问业务方面做出很大成绩。曾荣获市律协评选的 “优质服务标兵”及上海市经委、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单位授予的“先进专利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我曾将周老师所谈到的 “日本游艺车索赔案”，以《老律师立新功》为题，撰文刊登在1992年5月的《中国律师》杂志上，他不屈从于委托人方面的压力，体现了中国律师的尊严，保护了中国公民的正当利益，同时也兼顾了委托人的长期利益，保全了委托人的声誉，不愧为优秀案例。

周老师热爱工作，将尘封多年、记录自己职业生涯重大事件的聘书、花名册、委任状、资格证书、从业证书、荣誉证书、事迹报道、奖状等展示出来，保存如此完好，非常难得，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最近几年老一所的老律师活动都是周老师组织的。平时，他关心每位老律师的身体状况，时常慰问走访，遇到节庆搞活动前，他发通知邀请时，总是认真细致不厌其烦且充满了感情。每次我们接到邀请，总为能有机会与老前辈们见面而感到非常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