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的壮大丰富了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推动了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增加市场资金供给、促进股市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私募股权与创投基金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创新创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随着私募基金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加,各类牵连甚广、标的巨大、影响深重的涉私募基金刑事犯罪案件也随之层出不穷。相关问题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立足行业监管趋势、依托司法实务经验开展私募基金刑事合规工作,亦成为提高相关公司治理水平、防范刑事风险的重中之重。
由于具有非公开性、不设行政审批以及信息披露特殊的特点,且运作过程中牵涉主体、流程较多,私募基金在募、投、管、退的各个阶段均隐含着诸多刑事法律风险。本文讨论的是私募基金中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不必然导致利益输送,但利益输送一定是由关联交易引起的。因此,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建立有效防范利益输送及利益冲突的机制。
关联交易可以认为是指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要准确地判断关联交易,就必须对基金的关联交易的主体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一、关联方(又称为关联人、关联关系、关联企业)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规定“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本准则将其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本准则也将其视为关联方。”
《公司法》第 217 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拥有或控制、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
通过上述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不难看出判断关联关系的标准:第一,是否存在控制关系。这种控制关系既可源于股权关系,亦可基于契约关系而产生。第二,是否存在重大影响关系。重大影响关系的产生可能源于股权关系,或是基于自然人的特殊地位。
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专门的法条对关联方作出明确的规定,那么根据上述判断标准“控制因素”或“重大影响影响关系”,可以将基金关联方分为一级关联方和二级关联方。一级关联方与基金之间存在直接的“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基金的发起人、基金管理人及其工作人员、基金管理人的发起人、基金托管人及其工作人员、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二级关联方对基金的影响或控制作用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第三方才能对基金施加这种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一级关联公司的控股公司、附属公司、兄弟公司、共同控股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
二、关联交易
广义的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概念,仅是说明了参与交易的双方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关系,及其交易可能给三方(基金关联交易双方和第三方持有人)带来的利害影响,但本身并没有确定其性质。
有部分观点认为,按照公允程度分可以为公允的关联交易和非公允的关联交易或不当关联交易,其中不当关联交易构成要件为:(1)基金与关联人发生了关联交易;(2)违背了公认的公平原则;(3)侵害结果发生,对相关利益人的权利或利益产生侵害。判断关联交易的公允与否关键在于交易价格和交易条款是否偏离正常商业价格和条款。如果交易给双方带来利益且不违反公平原则,又不至损害第三方利益,则该关联交易是有效率的,不应被禁止。
三、利益输送
本文探讨的关联交易,其出发点和归宿是利益的不正当转移,即利益输送。通过上文对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分析,可以看出关联交易行为不必然导致利益输送,只有“非公允的关联交易或不当关联交易”才会导致利益输送。
利益输送行为,是指公司中的大股东或控制人将公司中的资产转移出去从而侵害小股东和债券人利益的行为。可以看出利益输送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从私募基金的角度,因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存在信息不对等,一方处于弱势地位(基金份额持有人)且无法对基金的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尽管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是相互监督的关系,但对于私募基金而言,不强制要求对基金财产进行托管,只要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即可。因此,基金管理人为扩大自身的利益,易于进行不当关联交易从而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本文认为,关联交易虽然存在利益输送的风险,因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实现利润最大化等优势,我国法律并没有完全禁止私募基金的关联交易,而是采取了交易实质+披露的方式进行规制。因此,对于交易实质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判断交易实质就是要确定该关联交易是否为不当关联交易,若符合不当关联交易的构成要件,那么就可认定其存在利益输送。同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可能导致利益冲突及利益输送的不同私募基金时,应建立防范利益输送及利益冲突的机制。
但如果处理不好,实践中,部分基金从业人员通过关联交易将基金财产转出,利用基金财产为个人谋利,挪用基金财产,利用私募基金搞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具体表现有私募基金公司将募集来的资金投入私募基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投资的关联企业或相关项目,利益输送和侵占基金财产。相关行为不仅严重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还可能涉嫌挪用资金罪、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及行受贿类犯罪。
在政策和法规上,现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很多方面已不适应实践中私募基金业务的发展。在总结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应尽快推动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行业基本展业条件,丰富监管手段,提高处罚力度,完善私募基金风险处置央地协作机制。推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规修订中,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刑事司法适用罪名及标准,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制定私募基金托管、销售等监管制度,逐步丰富行业监管规则体系框架。
最终目的是起到,净化行业生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效果。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组织合规培训,通过典型案例、违法违规处理宣传,强化警示作用,培育私募基金行业机构合规内生动力和诚信经营的文化。积极做好投资者适当性宣传教育,引导投资者树立理性投资、依法维权理念,鼓励投资者和行业从业人员依法举报私募行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让私募基金回归本质,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可持续的健康发展。